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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bruary 07

    三届总理批示,为何不抵一家外商举报?

         原国家药监局局长郑筱萸肯定会觉得窝火:本已经平安着陆,退休后挂一个中国药学会理事长的头衔,总可以悠然地度过晚年,并肆意享用此前大捞特捞的真金白银了,却不料阴沟里翻船,致使前功尽弃。正如一位知情人所说:“本来以为他那一页就此揭过了,没想到药监系统大规模的整顿正在酝酿。”

         已经失去人身自由的郑筱萸或许到现在也不清楚自己为什么翻船。从目前披露的资讯看,郑筱萸担任国家药监局局长期间,由于体制弊端和腐败因素,整个医药系统管理混乱,致使假药横行、药品价格扭曲性上涨,对此,医药系统曾有人勇敢地挺身而出,其中有一个叫作高纯的举报人,在长达11年的时间里,从未停止过对有关违法犯罪问题的实名举报,“我至少向国家药监局寄送挂号信100多封、特快专递42封、电子邮件400多封,发送电报二次,拔打电话500多次,去访21次,其中八次是在局长接待日。”

         对于高纯的举报,从李到朱再到温均有批示,可是,举报材料到了郑筱萸那里,便石沉大海。不仅如此,由于举报企业的作假行为,高纯被打击报复,药政调查组的成员中有人将高纯举报的材料内容、证人及检举人姓名告诉了举报人直接领导,高纯所在单位先是勒令高纯停工、强制下岗、停发工资、威胁开除,后又被公司领导打成骨盆骨折、耻骨联合分离,移位约0.5厘米。最后,一纸文书将高纯踢出了厂门。目前高纯流落在外打工,一贫如洗,而负责造假的企业管理人员接受记者采访中却表示:“事情发生后,我只在企业作了检查,没有受到其他处分。”同年底,造假者升任企业副总经理。

         高纯曾为此起诉国家药监局“行政不作为”,闻听此事,一向以“温文尔雅”著称的郑筱萸勃然大怒:“你是第一神经!”

         我们虽然不能将中国药品行业暴露的一系列问题都推给郑筱萸,但这位本应负责药品检查监督的国家药监局局长对举报人的态度,却可以说明一切。因此,高纯针锋相对地对郑筱萸说:“你是第一贪官。”──这有些夸张,在当下中国,要选出第一贪官,确实不怎么容易──如果不贪,郑筱萸的屁股就不会坐到造假者一边。

         但问题是,三届总理对于药品行业的混乱和作假问题既然均有了解并做了严查的批示,为什么不仅无法严查下去,反而让郑筱萸长期得势,让高纯这样的举报者长期受压呢?

         同样我们要问,既然郑筱萸的官位长期“岿然不动”,为什么却又在平稳着陆后意外翻船呢?

         齐二药、奥美定、欣弗、广州丙种球蛋白等重大医药事件的发生自然是一个因素,作为药品监督部门,郑筱萸局长等人对假药从源头上的放水,为中国大陆整个医药体系的安全性埋下了巨大隐患,正如国家药监局一位官员日前所说:“造了多少孽,郑筱萸自己心里最清楚。”不过,真正导致郑筱萸落马的导火索是一家外国制药公司举报了几家企业向中国国家药监局行贿20万欧元。“这件事在国外闹得沸沸扬扬,国家有关部门得知后果断采取了行动。”

         看吧,高纯的举报材料最多从三届总理的办公桌转到郑筱萸的办公桌上,除此之外,高纯还能有什么办法?即使体制内有人同情并帮助他,在权力大于一切的封闭操作体系中,既然举报人自身的命运都成了问题,药品作假的问题又如何能得到解决?谁能指望作假分子的总后台对作假者痛下杀手呢?但“一家外国制药公司”就不同了,他们的举报材料不是从总理的办公桌旅行到药监局局长的办公桌就算完了,你郑筱萸不管,人家外国的制药公司还有别的管道寻求公道,那就是新闻媒体,虽然只是国外的新闻媒体,却同样可以对中国的腐败起到一定监督作用(十分悲哀的是,对于揭露中国境内的药品腐败问题,中国媒体表现糟糕)。

         一切黑暗的地方,只要有阳光照射,肮脏的东西就再难以存活,而这阳光,就是新闻自由和民众的知情权。有关反腐问题,这是郑筱萸给我们的又一次启示。借助权力反腐的幻想是可笑的,三届总理的批示又如何!在那个狭小的权力范围之内,有太多我们既不知晓也无从把握的错综复杂关系,而身居高位的官员们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也与我们不同,贪官有很多办法糊弄他的上级。既然花瓶式的人大机构和难以独立的司法体系根本无法起到权力制衡的作用,没有外力的介入,一股独大的党权、行政权如何能够积极反对自身的腐败?这也就是三届总理的批示如此无力,而一家外国制药公司的举报却如此锐不可挡的实质。面对立法权、司法权的疲弱,包括互联网和境外媒体在内的第四权──舆论监督权在反腐中可以起到很大的补充作用。

         在系统性的腐败面前,不应信任权力,而要相信公众的判断,正如米奇尼克所说:“没有什么比来自下面的压力更能够指导当权者。”只要有了公开的言论,公众的压力就能形成。对于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除了向上的举报,更要有公开揭露的勇气。

         或许,对反腐败而言,一次曝光胜似三届总理。

    February 01

    难以置信的中国与日本的差距

         过去20多年特别是最近10多年中,中国经济建设突飞猛进,日本却陷于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泥潭。面对中国蒸蒸日上,日本似乎走下坡路的趋势,某些人的头脑中逐渐形成一个“幻觉”:中国即将超越日本。在日本,有人炮制有人相信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中国,一些热血青年,亦正日益表现得对日本满不在乎。 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甚至也出现了高看中国轻看日本的倾向。
         有段时间,北京盛传着一个笑话,说将来全球只要有三个经济学家就够了,一个懂美国经济,一个懂欧洲经济,还有一个懂中国经济的。至于日本,回答是轻蔑的一笑:日本, 哈哈,日本可以不用管它了这实在是无稽之谈!中国正在快速崛起。这是事实。但只是部分事实。从诸多指标看,中日两国的差距依然十分悬殊,在许多方面中国要赶上日本,不仅非常遥远而且困难重重。中日两国的差距,中国真正的状况值得国人警省,而不能再陷于自欺欺人的幻觉之中不可自拨。
         让我们先来看基本数据。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日本的国土面积是37.8万平方公里,人口1.3亿。中国国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从版图和人口数量而言,中国的确是大中国,日本的确是小日本但是,两国的经济总量却掉了个个。
         2003 年,按世界银行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统计,中国的GDP116898亿人民币,合美元1.4万亿美元,屈居全球第七位。日本的GDP却高达4.3万亿美元,傲列全球第二。小日本是大中国的3倍。以汇率折算的经济总量比较中难免有误差的成分。然而,改以购买力平价或真实比价计算,大多数的统计结果表明,中日之间经济总量仍相差1-2倍。中国近年来崛起的步伐不算慢。然而,在战后的第一个4/1世纪,日本即轻松成为全球第二号发达国家。而中国,尽管经历了过去20多年有史以来最快的增长, GDP总量仍在全球排第六、第七的位置,并且以诸多指标衡量,根本不可能进入发达国家行列。
         日本的经济实力既表现在国内,也表现在海外。中国近年来以引进外资多多为傲,然而日本却是全世界最大的债权国。2000年底,日本的海外总资产达到3.2万亿美元,相当于2003年中国全部GDP的2.3倍,其制造业在海外的销售总额为1.3万多亿美元,与中国的GDP相当(***,2001)。如此强大的一个隐形的“海外日本”,足令开放了20年如今才雄心百倍,喊着口号,迈着步伐要“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汗颜!
         经济结构比较:1999年,日本的三次产业结构比例是2:36:62,早已是明显的“后工业社会”。1975年,日本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比率首次超过 50%,标志着日本早在70年代就逐步进入了服务业为中心的“后工业化”时代。相比之下,2003年,中国的三次产业结构是14.7:53:32.3,中国甚至没有完成前工业化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过渡。按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化定义,一个国家工业化全部实现的标志:一是农业产值在15%以下,这条线中国可以说刚刚跨过;二是农业就业在20%以下,中国目前仍高达50%,可以说还远远不够线;三是城镇人口比重须在60%以上,中国目前大概只有40%,亦有很远的距离。
         日本的城市化水平是多少呢?1950年日本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38%,大概与今天的中国相当,而今天的日本人大部分都居住在城市。
         2003 年,中国重工业增长超过轻工业4个百分点,重工业的投资开始进入旺盛期。举国上下为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欢欣鼓舞不已。然而,中国人很少知道,早在1955年日本就进入到了重化工业的高度加工阶段,并向资金、技术密集型经济过渡。仅从工业结构上看,中国大约只相当于日本40年前的水平。中国目前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世界工厂”的牵引。据笔者的测算,2003年中国工业增长对GDP的贡献高达63%。然而,从制造业总量看,2003年日本是9111亿美元,中国为3825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2.4倍。显然,中国远称不上“世界工厂”,日本却是名符其实的国际制造业中心。按过去的赶超速度,在“世界工厂”的道路上,中国要赶上日本至少还有几十年的路要走,而且接下来会越走越艰难,能源问题、环保问题、劳工问题、市场问题都会困扰中国。
         日本的人均资源也很贫乏,但日本人懂得通过优秀的加工而扬长避短。1955年至1975年是日本增长最快的时期,日本制造业产值占工业比重从81.4%上升到96.0%,而矿业从10.1%下降到0.62%,电力、煤气、供水等基础产业从7.74%下降到3.38%。中国也是人均资源不丰富的国家,但中国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是靠廉价出卖资源。以2000 年为证,中国资源型产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高达54.5%,其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工业占轻工业的62.0%,采掘和原料工业占重工业的50.5%。中国现在开始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在这方面,日本比中国先进得多。以单位能源每千克油当量的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计,中国大约是0.7美元,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而日本同样能源使用所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却高达10.5美元,为全球之冠,约相当于中国的15倍。同样的资源和能源,日本人竟创造出比中国高出15倍的产值来?中国人又喜欢高谈“老子”,讲“天人合一”,可是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珍惜何尝比得上日本中国正进入新一轮黄金增长时期。然而,2004年经济增长甫一发力,GDP总量刚刚占到世界的4%,石油消费已跃居世界第二,发电量消耗占全球消耗的13%,此外还有钢材消耗占全球的27%,水泥消耗占全球的40%,煤炭消耗占全球的31%。因此,惹得全世界的人都担心中国长期增长会否导致全球资源不足,“中国会不会饿死全世界”?事实上,中国应该谦虚地向日本学习,并且要象日本那样去倍加珍惜资源,高效地利用资源。中国眼下正进入一个苦心制订种种“能源战略”和“资源战略”的热潮,其实,大道至简,中国应该象日本那样,眼光向内、锐意挖潜,如此中国的能源和资源就可以在目前基本保持不变的水平上支撑中国经济翻上好几番。
    中国劳工多,是中国在全球分工中的一大优势,可是中国却不能高效地利用其劳力,从而大大抵消了这方面的优势。因此,同样是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至 1975年间,日本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11,07%;1980年至2000年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只有5.19%,按美元计年均增长2.59%。劳动生产率指标的对比充分表明,中国的高速增长靠的是人海战术,日本靠的却是劳动效率的提高。
         除了靠人海战术,中国的增长还靠大量投资,可是投资质量又如何呢?都说日本坏帐严重,可是在从高速增长走向经济衰退的过程中,日本银行的坏帐率仅5%,而中国在2000年四大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28.78%,如将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则不良贷款率近45%。显然,同日本相比,中国的投资效率与效益要猛回头。 R&D(研究和开发)经费支出占GDP比重,是一组国际通用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科技活动规模及科技投入强度的重要指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国家经济增长的潜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2000年,中国在这一指标上的支出为896亿元人民币,占GDP的比重历史上第一次达到1个百分点。而同一指标,日本 2000年是3.12,不仅远高于中国,也高于美国的2.65、以及德国的2.37、法国的2.17、英国的1.87,在全球又是雄居榜首。事实上,1990以来日本R&D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一直是世界第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科技兴国方面具有坚韧不拨的决心,也无意中泄露出这个国家富强的秘密所在,那就是科技为本、科技领先。这一指标当然还显示出“小日本”并非一些中国人所想像的是一个目光短浅的民族,恰恰相反,日本民族是一个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只有富于远见卓识的民族,才舍得哪些花大本钱为自己的未来投资。相比之下,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乃至一般的国民,都显得是那样的急功近利和让人失望。
         中国人更喜欢喊喊“科技兴国”的口号,或者在网上大骂日本人过过嘴瘾,却不愿意花时间去补习科学知识。 专利发明方面:1995年,中国申请专利数只全世界的1.45%,批准量占全世界的0.48%。